深度调查行业兴衰史：中国调查记者都去哪了？

而与此相对比的是，网络和移动广告投放正在井喷，其中网络广告从几百亿的规模，迅速做到了2017年的近4000亿；而移动广告也从无到有，2017年规模发展为2649亿。

著名记者王志安曾经说过：“在中国，记者这个职业的天花板太低，几乎没什么成长性，30岁不进入管理层或者转行，就是失败的代名词。但调查记者对知识，经验有很高的要求。不用感慨，有人愿意为调查记者开出百万年薪，人会排着队回来。所有不付钱的感慨没什么价值。”

但显然，急速衰落的传统媒体，已经没有了90年代的阔绰，调查记者们的大批离开，是必然的问题。当然，这不是大批优秀记者离开的唯一原因。

3． 凋零离去的记者

世界杯期间，中国仅有几万名注册足球运动员的真相刺痛国人，但调查记者的数量，比足球运动员还要稀缺的多。

一直将调查记者作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张志安在2011年发布了一项《中国调查记者生态调查》，直言“即使用最宽松的定义标准，全国调查记者也不过数百人”。

而到了2017年，当年尚能找到334名调查记者的张志安，在撰写《新媒体环境下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》时，仅仅联系到175名调查记者。六年时间，调查记者的人数又几乎腰斩。

河南《大河报》的一位调查记者曾说过：“2000年的时候，记者的工资达到五六千、六七千，当时郑州的房价是一千多，可想当时的收入是非常高的；现在郑州的房价每平米1~2万了、多的3~4万，现在记者的人均工资才四五千”。

曾经调查记者是天之骄子，如今他们的工资，只抽得起娇子。报道了三聚氰胺的简光洲2012年在社交媒体上写道：“理想已死，我先撤了，兄弟们珍重！”

记者身处时代前沿，他们极其敏锐的察觉到行业兴衰的转折，当互联网无可阻挡的崛起时，不少记者便奋不顾身的扑了上去。

报道过鸡西矿难、焦作录像厅失火等重大事件的李玉霄，在2006年投入腾讯的怀抱；打造了《卧底番禺传销》、《揭开传销绝对秘密》等传销系列的傅剑锋，也在2011年告别记者生涯，成为腾讯新闻中心的副总监。南周头版编辑方三文头也不回的去了网易，随后创办了互联网投资社区雪球。

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的一代稿神郎朗，能用稿费在广州买房的男人，写过一篇广为流传的《一个10年老记的心声：我为什么要离开》，解释自己为何离开纸媒“为了人生不留遗憾，为了不在平媒大船沉没中跟着沉沦，我必须走出这关键的一步。”

马云说员工离开，要么钱没给够，要么心委屈了，记者们主要可能还是心委屈了。

被誉为“中国揭黑第一人”的王克勤，当年打扮成农民，把笔记本和相机藏在麻袋里，嘴里叼着烟，开着拖拉机，突破封锁报道了定州征地血案，其中曲折艰辛闻者落泪。但当他站上央视的领奖台时，这种荣誉感和自豪感也是无可取代的。

不过这种荣誉感并不能当饭吃。这个硬的像刀一样的汉子，四次因为各种原因被报社劝退，长期只能拿底薪，出门调查大多坐公交，更是曾被人打电话威胁要来“接”他老婆孩子，一家人在荷枪实弹的警察保护下度过了好几天。

所以，这个曾经号称要把调查记者做到80岁的人，后来去做了公益，帮助他调查过的尘肺病人。

2003年连续报道了孙志刚案和非典情况后，南方都市报的总经理喻华峰、总编程益中因涉嫌受贿被带走，差点被办成铁案的他们被放出来后，渐渐淡出了纸媒。喻华峰创立了本来生活网，程益中加盟了乐视体育香港公司。

名单上还有很多人，比如孙保罗、郭国松、朱德付、余刘文、谭庭浩、赵世龙、简光洲、付振中、陈峰、邓飞、龙志、刘建峰、朱文娜、景剑锋、傅桦、仇子明、乐倩、杨琼文、卢广……

他们具体的遭遇，这里就不做细述了，原因想必不难明白。

而那些受惠于调查揭黑的网民，也并没有坚定地站在调查记者一边，反而在近些年一波接一波的污名化记者和妖魔化媒体的风潮中，向他们投去了冰冷的石块。在转发包月阳微博的那57159个人中，又有多少个没跟风骂过记者呢？

因此，对于大部分艰难挣扎的调查记者而言，他们的左耳，可能响着周华健的那句歌：其实不想走，其实我想留；而他们的右耳，则可能是李诞的那句话：

人间不值得。

　4． 深度报道的未来

1894年，美国GDP超越英国，成为世界第一，随之而来的不是民主、文明和健康，而是腐败、剥削和污染。贫富差距拉大，底层人民焦虑，社会心态浮躁，环境污染严重，食品卫生糟糕……马克吐温用辛辣的笔触将这一切记录在了他的名著《镀金时代》里。

工厂的保护者，Bernhard Gillam，1883年

面对社会的种种乱象，“铁肩担道义，辣手著文章”的美国调查记者们掀起了扒粪运动（muckraker），也称黑幕揭发运动。

1905年，25岁的调查记者厄普顿·辛克莱（Upton Sinclair Jr．）以打工的名义，卧底芝加哥的一家屠宰场七个礼拜，目睹了病死猪肉制成香肠的疯狂恶心景象，将其写进《屠场》一书中，引爆了美国人的舆论。